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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y2010,难抑的热情与尴尬的品位
发布日期:2018-03-04 18:56    浏览次数:     作者:dede58.com    

隆皇帝再一次出名了,这次不是因为他下江南找的红颜知己被挖出,而是因为他独树一帜的审美品位。在央视正在热播的《国家宝藏》中,王凯饰演的乾隆皇帝对自己的审美自信满满。在他授意下制造的“各色釉彩大瓶”引发观众笑评不断。不知是该赞叹大瓶烧造釉色的工艺奇巧绝伦,还是把它当成一个五彩斑斓的大杂烩来看更合适。一语以贯之:“尴尬”。

“各色釉彩大瓶”只是乾隆尴尬审美的实例之一。一些经他之手的小物件同样也让人尬症猝发。右图这枚玉璧就是能引起“尴尬”感受的物品之一。当然,这枚圆形环状玉器本身并不“尴尬”。它毫无疑问是三千年前殷商时代的遗物,质地古朴素雅,可以让人感受到上古三代淳淳之风。但当这块玉璧安然无恙地穿越了三千年时光,抵达这位皇帝手里时,它尴尬而不幸的命运便拉开了帷幕。

必须承认,乾隆应该很喜欢这块玉璧,但他喜欢某样东西的方式,就是在上面留下自己独一无二的印迹。一如他给喜爱的嫔妃留下龙种一样,这种喜爱之情可谓“深入内里”——他为这枚玉璧写了一首诗,然后命令造办处的工匠将这首诗刻在这枚玉璧质朴的表面上。

如果说这首诗真像他的大臣惯常吹捧的那样是天纵其才的高妙之作,萍乡在线,那么这枚玉璧还算“与有荣焉”。但对不会受到皇帝龙颜大怒威胁的后人来说,这首诗实在不能恭维:“谓椀古所无,托子从何来?谓托后世器,古玉非今材。又谓椀即盂,大小异等侪。说文及方言,初无一定哉。”几乎类似于自问自答的打油诗。

然而这首诗最尴尬的地方还不是它的形式,而是它的内容,乾隆皇帝认定它不是一枚玉璧,而是一个“碗托”。由这个碗托,乾隆又联想到古代必然已经有了碗。于是,为了不让这个被他钦定的“碗托”孤独,他特意为它配了一枚宋代定窑碗。于是,一枚被乾隆相中的定窑碗也被刻上了这首诗。

这枚被钦定为“碗托”的玉璧和被强拉配对的定窑碗,并非乾隆皇帝手下唯二的“受害者”。根据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邓淑蘋女士的研究,从1769年到1790年,总共有八块玉璧因为被乾隆误认为是“碗托”而遭遇刻诗的尴尬命运,同时连带遭殃的还有四只玉碗、三只明代宣德瓷碗和上面提到的宋代定窑碗。

但它们不过是被乾隆烙上尴尬印记的众多文物中的沧海一粟而已。这位皇帝在位60年。他是如此的寿颐康健,以至于老天给了他充足的时间将魔爪伸向更多的文物。今天,当人们提起“国宝”时,几乎都不得不同时面对这位皇帝留下的印迹:他的笔墨、他的钤印、他的画作以及他的手泽。当你看到这些文物时,有必要想象这位皇帝把玩数四,眼睛中突然小星星一闪,然后喊来身边的太监,将自己心中涌现出的尴尬诗句以及其它想法烙在这件文物上。以彰显作为天之骄子的“不凡”品位。

被乾隆误认为是“碗托”的玉璧,现藏大英博物馆。 被强拉来与乾隆钦定“碗托”配套的定窑碗,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也曾经是“花花少年”一枚的乾隆皇帝。 书画双尬:乾隆的艺术尬旅

众所周知,作为收藏家的乾隆,最引人瞩目的就是他的书画收藏。坐拥全天下的最高等级书画作品,乾隆本人的书画造诣又如何呢?

解答这个谜题最好的去处,就是故宫武英殿举行的赵孟頫书画展厅。展厅里赵孟頫驰誉千载的书画作品仍然令人印象深刻。《红衣西域僧图》就是其中之一。

赵孟頫原作《红衣西域僧图》。 乾隆帝仿作《红衣西域僧图》,在仿作的卷首,乾隆帝题写了四个大字“不著一相”——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确实一点也不相像。

这幅画安放在展厅的中心位置,一位高鼻深目的西域僧人端坐在古树下的怪石上,目光慈蔼,又透出空灵的神色,嘴角微微露出笑靥,伸出左手仿佛在邀请观者进入佛国。赵孟頫的笔触是如此细致入微,就连僧人坐下红毯都能看出带有质感的斑痕。参观者很容易对这幅色彩鲜明、寓意深远的西域僧人画像留下深刻的印象。

但当他们一边走向出口一边继续参观时,尴尬便会猝不及防地袭来。这是刚才看到的《红衣西域僧图》吗?像但又不像。乍一看,红色的衣服、黑色的头发、绿色的山石和树叶、赭色的树木,这些色块的组合倒给人相似的感觉。但仔细观瞧,尴尬之气便扑面而来,这哪里是超凡脱俗的西域圣僧,完全是憨豆先生不知从哪儿偷了山寨的红色僧袍在那里窃笑。可以想见这幅乾隆皇帝的临摹之作给人带来的震撼。在那天的展览中,不知有多少人在这幅画前笑得乐不可支。如果乾隆皇帝的幽魂哪天碰巧故地重游,保不准会被气得七窍生烟。一面是因为自己的收藏竟然如此堂而皇之地被这些平民的目光玷污,萍乡在线,另一面则可能是移羞作怒——因为他深知自己在绘画方面能力有限。

根据乾隆自己的说法,他对绘画的兴趣始于十九岁,一个在今天也不算晚的年龄。而且绘画的起点很高,当时还是皇子的他,有机会接触到宫中顶级收藏品作为临摹范本。从他选择的范本来看,他确实心气很高:“因览所藏画册,如林椿、边鸾、黄荃、徐熙诸名家得意之作,萍乡在线,无不规模殆遍”。林椿、边鸾、黄荃、徐熙都是五代两宋时最出色的工笔写生画家,关于他们的高超技艺,只要看一看黄荃《写生珍禽图》上鸟虫细部,便可略知一二。就连麻雀颈部的毫毛和蝉羽翅上的纹络都纤毫毕现。

乾隆很快就发现自己在精工细琢上没什么天分,或者说他也浪费不起这个时间和精力。两年前,对他皇位竞争力最大的异母兄长弘时好不容易才死于非命,如今,如何一面讨得刻薄寡恩的父皇开心,一面想方设法把他熬死才是备位储贰的头等要务。因此,他自然放弃了书画事业。

1734年,也就是雍正猝然暴毙、他终于继承大位的前一年,他在自己绘制的《三余逸兴图》跋文中一面追溯自己的学画历程,一面将这些高妙的工笔作品说成是“然惟形肖,于气韵何有?”——只是样子惟妙惟肖,却缺乏气韵。自认为悟到绘画精义的乾隆开始追求所谓的“气韵”,按照他领悟的说法是:“大块文章,即目可循,正不在效颦前人也,于是出以己意,任笔所之,不拘于规矩法律”。这一冠冕堂皇的理由将乾隆从精工细琢的工笔绘画中解放出来,开始了自己独树一帜的艺术尬旅。

乾隆帝御笔《写生小景四种》,在放弃了工笔细致的绘画方法后,乾隆帝声称自己转向“气韵”,这就是乾隆帝“气韵”画派的代表作之一。

《写生小景四种》就是乾隆独辟蹊径的艺术代表之作。看着画中这些不知从哪个星球被放逐出来的奇葩物种,你不得不惊叹皇帝的视网膜构造确实与凡人不同。他对于艺术的领悟已经超越了人类的认知。从这些蚯蚓一样的线条和稚趣盎然的构图,可以看出乾隆皇帝对二百年后漫画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农家乐”的审美?你们冤枉朕了

比起乾隆在绘画上带给人的尴尬。目前热度最高的,是乾隆帝的“农家乐”的审美。热点的起源是有人展示了故宫瓷器馆拍摄的一张照片。左边是乾隆款粉彩小碗,上面满满当当地描绘了各种繁复的图案,就像披上了东北特产的大花棉袄;而右边雍正朝的胭脂红釉小碗则显得红韵欲滴、清新脱俗。网友们给这两个小碗配上了对话,让雍正小碗训斥乾隆小碗:“闭嘴,看见你就糟心。你这农家乐审美遗传的谁?”

正在热播的《国家宝藏》更是将乾隆这种“农家乐”的审美发挥到了极致。王凯饰演的乾隆向观众展示了那尊令人眼花缭乱的各色釉彩大瓶。从上到下融合了十七种花色和瓷器样式,尽管乾隆在节目中大声疾呼:“我炫的是景德镇的匠人,我炫的是大清的盛世!我不求天下人理解,只求让后人知道,鼎盛王朝就该海纳百川!”但不得不说,这种“迷之自信”确实是用错了地方。网友对乾隆审美遗传的怀疑其实也很有些冤枉。有足够多的证据证明乾隆在审美上确实遗传了父亲雍正乃至祖父康熙的文化基因。

康熙铜胎画珐琅黄地飞凤花式盘正面 康熙铜胎画珐琅黄地飞凤花式盘背面。

如果不信,不妨先欣赏一下这枚果盘,先不说它扭曲古怪到难以形容的器形,光看里面25个小格子描绘的奇花异草,就足够令人眼花缭乱了。但这还不是这个果盘最能引起尴尬症候群的地方,把它翻过来,看看它“姹紫嫣红”的诡异盘底,萍乡在线,你就能完全理解老子所谓“五色使人目盲”的教义真谛。黄配蓝、红配绿,几乎把传统色彩搭配原则违反殆尽。

但最关键的,是盘底中心,上面写的不是“乾隆御制”,而是“康熙御制”。乾隆的爷爷开始,就对这种“农家乐”的碎碎花审美爱不释手。为了让大家的集体尴尬症不至于猝然爆发,萍乡在线,图中这枚雍正铜胎画珐琅黄地花卉纹盘,就不加以点评了。只要观者不把目光聚焦在如绿色扭动的蚯蚓一样藤蔓装饰纹上,尴尬症的猝发度就会大大降低。

可以说,这种被后世讥讽为“农家乐”的审美,乃是康雍乾尊孙三代的集体爱好。但这种审美是如何造成的呢?美国汉学家欧立德(Mark C. Elliott)在为乾隆撰写的传记中,将乾隆朝的艺术品位比作西洋同时期的“洛可可”艺术,萍乡在线,为解开这一“迷之审美”提供了一条路径。这些最繁复的花纹装饰和小碎碎花的纹样,以及五颜六色的混搭色系风格,都与西洋当时的艺术风气相关。

从康熙朝开始,康熙帝就有意识地引入西洋的艺术风格。他甚至强迫在华的传教士为他绘画烧造珐琅器的图样。雍正皇帝更是热衷于这种西洋色彩繁复的艺术,在1728年的宫中造办处《活计档》中,列举了白、黄、绿、深亮绿、浅蓝、松黄、浅亮绿、黑、月白、白、浅绿、亮青、蓝、松绿、软白、松香、碧荷、酱、深葡萄和青铜等一共27种釉色。

这些釉色后来都被填进了乾隆的那尊各色釉彩大瓶中,形成了我们对乾隆“农家乐”审美的深刻印象。

那么乾隆究竟是不是眼中只有“农家乐”审美这一种呢?答案是,这些“农家乐”审美的瓶瓶罐罐、碟碟碗碗,虽然是在乾隆指导下烧造而成的,也满足了他部分的审美心态。但它们并不是乾隆最喜爱的器物,因此最多只是摆在案头作为清供之物接灰尘,萍乡在线,或者是搁在次一等的收藏库“百什件”,它们中的绝大多数入不了皇帝最喜爱把玩的“多宝格”的。只有在那里,我们才能看到皇帝内心中真正审美趣味所在。

《珍陶萃美》中的宋汝窑蟠龙洗。

《精陶韫古》中的宋哥窑葵花盌。

乾隆下旨图绘的《珍陶萃美》和《精陶韫古》中包含了他最喜爱的陶瓷器物,那些碎碎花五颜六色的“农家乐”瓷器一件也未入选。能真正入皇帝法眼的只有图中这些玉质冰清、素洁高雅的宋明瓷器:“汝窑蟠龙洗”“哥窑葵花盌”“定窑莲花碟”“宣德霁红盌”,这些才是他的最爱。这些绝对称得上审美上品的器物,应该可以洗清乾隆“农家乐”审美的“不白之冤”了。

“盖戳狂魔”的乐事

尽管在器物的鉴赏品位方面,乾隆终于为自己赢回一分。但当我们看到经他之手收藏的绘画后,对他好不容易产生的些许好感就荡然无存了。几乎每一幅经过乾隆之手的画作,都像前面提到的商代玉璧一样,被他刻上了自我的独特印记。

在这些收藏书画上,被讥讽为“牛皮癣”的钤印和“俗不可耐”的题识举目皆是,在乾隆崇拜的偶像赵孟頫的《红衣西域僧人图》中有不下十五枚印章,还有一方题识,恰好挡在僧人含笑远望的眼前,这倒具有了某种讽刺意味,好像是赵孟頫在通过笔下的红衣番僧嘲笑乾隆“盖戳狂魔”的恶习。在另一幅《人骑图》中,乾隆盖了14方印章。美术史学者倪志云对乾隆污损画作的行为怒不可遏:“本来只是骑马人一身红衣和画家自己点缀的几方细红文印的非常洁净的画面,这下可弄得是满纸通红而亦可谓满目疮痍了。乾隆偏爱赵孟頫,实在是赵孟頫身后的大不幸”。至于乾隆在《富春山居图》上的55处题跋,已经成为艺术史上的经典笑谈,不仅因为他用自己配不上黄公望作品的甜俗书法占领了所有画家精心设计的留白空间,造成了一种比弹幕还能引起密集恐惧症的震撼效果,更因为被他相中的这幅画,后来被鉴定是伪作,而被他当成伪作的那幅画才是真迹。

春山居图·子明卷上乾隆题识。

乾隆盖戳的癖好,不仅在臭名流传,更早在20世纪初就远播海外。1917年,日本汉学家德富苏峰来华访游考察。在他的游记中,特意针对乾隆写了“乾隆的鉴别力”一节表达自己的感慨:“乾隆帝巨大的‘乾隆御览之宝’或是‘古稀天子之宝’的大印到处乱盖,有时达几十个之多。就连宋元名画的横卷、小帖上都盖了印,真是太随便了。而且只要有点地方就在上面题字,有时题了又题,可以说是乾隆帝太喜欢画了,是乾隆帝的美德,这样做还可以增加画的价值。可是说实话,这实在又是书画的一大灾难,文华殿里的书画大大小小多多少少都遭受了这一灾难。而且其中很多已经受了项墨林的灾难,又在乾隆帝那里受难。”

德富苏峰指出的一点很值得深入考察,就像“农家乐”审美并非乾隆独有一样,盖戳癖也并非自他而起。德富在文中提到的“项墨林”,即是明末最驰名的收藏家和鉴赏家项元汴。在乾隆之前,项元汴正是以喜欢在画作上乱盖钤印而著称于世的第一人。目前传世的印章就有108方,这位吝啬的商人和著名的收藏家跟二百年后的乾隆一样,喜欢漫无节制的钤印。清初人姜绍书就在《韵石斋笔谈》里讥讽项元汴的盖戳癖“每得名迹,以印钤之,累累满幅,萍乡在线,亦是书画一厄”,将项元汴盖戳比作美人脸上受了黥面之刑,使其体无完肤。比被糟蹋了的西施更为酷烈。

然而,项元汴基本将印章都盖在书画右上角,虽然乱,但是很少侵占到画面中心位置,也尽力克制了自己在画作上题字的冲动——这对他来说很不容易,项元汴以绘画名著当时,但书法诗文却糟糕得一塌糊涂,他又每每喜欢作画后在上面写很长题。找他求画的人都偷偷贿赂他的书童,让他不要在画上题字,这笔钱被称为“免题钱”。

但没有人敢给乾隆身边的太监总管一笔“免题钱”,让皇帝不要用自己的书法和钤印来糟蹋这些名画。于是乾隆就一直肆无忌惮地盖戳和题字,直到他写不动盖不动的那一天为止。

但一些事情也许会改变我们的看法,在艺术和鉴藏方面,乾隆其实并不那么自负。他深知自己画艺不佳,萍乡在线,所以不许大臣称赞自己的画作。在他和宫廷画师合作画了足足三个月的《御笔盘山图》中,他写道“玉粟笺颇艰致,但愧笔弱,不足配之”——我的画功太弱,实在配不上画这幅画的玉粟笺纸。这应该是他的真心之言。

有一次,他在怀疑一枚玉杯上的沁色不是自然形成的时候,特意召见了宫廷玉匠姚宗仁询问。当姚宗仁告诉他这枚被他以为是汉代的玉杯,其实是他的祖父制造做旧的时候,皇帝不仅没有因为自己受到愚弄而生气,反而将自己鉴别错误又被纠正的过程写成《玉杯记》以志纪念。在发觉自己对黄庭坚《寒山子庞居士诗卷》的鉴定有误时,他特意在前隔水上题识,承认自己的错误:“双钩既伪诗更误,向谓上等实错”(但后来学者证明这幅书法并非双钩伪造,是真迹,判断为赝品只是因为乾隆读书少而已)。如果有人能提醒这位盖戳狂魔,他的做法是对画作的破坏,他也未必不能从谏如流。

但却没有人敢这样做,这正是乾隆艺术之旅最大的尴尬之处——手握至高无上权力的帝王永远是孤独的,以至于他只能毫无所知地将自己的尴尬进行到底,直到死后还被万世嘲笑。

(本文感谢邓淑蘋、杨丹霞、倪志云、赵琰哲等专家学者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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